但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竞技体育被赋予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致今天体育似乎正在日益背离全民健身的原本宗旨，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体育一度被极端地看作国运的象征，好像一国荣辱都系于一块金牌之上。可是，一块金牌的含金量真有这么大吗？
1．金牌是特殊时期刺激国民的“兴奋剂”
国际体育竞技场从来就在政治的边缘漫游，时而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时而卷入政治旋涡的核心。
在一个国家，强化竞技体育的政治意义多发生在历史转折关头。1936年希特勒利用柏林奥运会为德国纳粹化造势。1948年英国利用伦敦奥运会来恢复战前的大国地位，同时，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战败国也遭到禁赛的惩罚。1952年前苏联在封闭40年后重返赫尔辛基奥运会，从此逐渐登上奥运霸主地位直到亚特兰大奥运会才终止。同一届奥运会，德、意、日三国被再次允许加盟奥运大家庭，它们所获得的每一块奖牌都成为刺激国民树立战后重建信心的“兴奋剂”，其举国为一块奖牌欢呼的场面正同中国女排在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一样。事实上，摆脱10年“文革”灾难和走出30年闭国困境的北大学生，正是从中国排球初次崛起的兴奋中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2．国弱金牌重国强金牌轻
容国团和中国乒乓球队登上世界冠军奖台、中国登山健儿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成为60年代初3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慰藉。中国女排的五连冠和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十一连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渴望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象征。这种把全民族的振兴希望都寄托在体育健儿身上的弱国心态，导致1988年“兵败汉城”后几乎举国沮丧的滑稽场面。可是，“兵败汉城”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奇迹；60年代为几个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而举国若狂的亢奋，也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
在国际上，当前苏联、前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称雄世界体坛的时候，它们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糟，终于导致90年代初的全面易帜。而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体育大国地位日渐衰落，其综合国力却日益强盛，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体育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实力，但金牌的多寡并不能完全体现国力的强弱。毕竟决定国家、民族形象和实力的是经济，体育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3．冠军楼与中关村，体育的天平向谁倾斜
在北京东南角的体育馆路南面，有一座白色的楼房，里面居住着近千名国家队运动员。中国的世界冠军多数出自这里，因而有“冠军楼”之称。
在北京西北角的中关村，一群灰色的楼房里居住着中科院的上千名科学家。冠军楼里的运动员从1984年以来夺取52块奥运金牌。中关村里的科学家在1985－1995的10年里，平均死亡年龄从58．52岁提前到53．34岁，比北京市民73岁的人均寿命少活近20年。
科学家的20年寿命同52块奥运金牌的价值没有可比性，可又不能不使人产生对比的冲动。当奥运金牌每4年添加几块的时候，科学家的20年寿命却永远找不回来了。当奥运金牌成为历史的时候，科学家的成果却能使国家和人类受用不尽。
中国目前一年的体育经费约为20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竞技体育和为之服务的行政开支，可见的成果仅仅是数十个世界冠军。而有关部门为中关村科学家增寿所做的善事，大家看得见的不过是用了几万元建个健身房。
用于金牌上的高投入低产出和用于维护科学家寿命上的低投入低产出，显示出计划体制下体育事业的根本缺陷：以疏忽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来换取几块金牌。结果，全社会出现大脑与四肢背离的发育生长倾向：竞技能力发达的人群大脑弱化，大脑发达的人群体质弱化。
4．服药丑闻和政协提案
1997年10月的上海，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数百万市民和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为体育健儿具有世界水平的表演喝彩。可在赛场内外也能清晰地听见窃窃私语声。对于部分运动员的成绩突然从亚洲级蹿升到世界级，人们抱有普遍的怀疑。但因为有关方面捂着盖着，大家都拿不出证据，新闻界对此也不敢多说。
到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查出5名中国运动员携带和服用违禁药物，大丢中国人的脸，大损国家的荣誉，受到国家领导的严厉批评，新闻界才稍微气壮起来，旁敲侧击地要求公布八运会的药检结果。
4月6日，新成立的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对1997年查出的24名服用违禁药物运动员的处罚名单。
在3月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体委副主任祝嘉铭领衔，国家体委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燮林、国家体委医学研究所所长杨天乐、福建省体委副主任孙君梅联名提交提案：“每4年一次的全运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劳民伤财，弊大于利，建议取消！”
这一提案在体育界炸了锅，赞成者高举双手，反对者到处打招呼，不许新闻单位妄加评论。
5．中国特有的运动会
中国体育竞赛体制的最大特色就是有个全运会，这在世界其他体育大国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更喜欢举办密集的国内单项锦标赛和选拔赛。
国内比赛的目的在各国差不多，都是为竞技体育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为参加世界大赛选拔高手。但中国的全运会，在1959年9月创立时，不过是在与世界体坛隔绝的情况下，检阅一下自身的体育成就，属于国家庆典活动。尽管从1993年七运会开始把会期改到奥运会后的第二年，从八运会开始把全运项目与奥运项目接轨，旨在落实国家体委提出的“奥运争光计划”，但各地体委的“全运战略”和国家体委的“奥运战略”越来越矛盾，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七运会时，由于“马家军”的成熟和戴国宏、吕彬、乐靖宜等10朵游泳“小花”的崛起，曾有人断言在3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将有更出色的表现。但事实上，雷声震天的中国田径和游泳选手在亚特兰大不过是收获了两滴眼泪，只有王军霞和乐靖宜的两块金牌才没有使当年的预言者蒙羞。
人们不禁怀疑：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全运会，其巨额投入的意义到底何在？
6．后备人才让位“过期人才”
调整后，全运会的直接目的是为下一届奥运会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但执行的结果是后备人才没有发现多少，“过期人才”被重新起用。
国内十连冠的福建男子羽毛球队，舍弃在国家队效力的几个小将，从国外召回已退役多年的张强、郑昱闽、陈红勇等30多岁的老将出战八运会团体赛，结果既丢掉了冠军，也使新秀丧失了4年一次的锻炼机会。江苏的赵剑华、广东的陈康、浙江的黄展忠、江西的刘军、广西的吴文凯、湖北的万政文等都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的国手，退役多年，各有所务。这回重返八运赛场，个个身体发福，体力不支，哪怕手法、经验上乘，无奈跑不动，眼看伸手可及的球却救不起。看着他们气喘吁吁的惨样，不禁令人生出恻隐之心。
在球类项目上，各队普遍起用老队员，八运会成了他们的最后一班岗。湖北男排的主力二传张仁江已近40岁，仍然没有替代者。四川省甚至请回了前“跳水女皇”高敏，只是因为规则所限，才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众多的老将们在八运会上书写最后的辉煌，却加倍显示出中国体育后备人才上的饥荒。
7．全运怪圈和养老式奖励
中国田径的女子项目，每到全运会上成绩便大幅度提升，多数能够进入当年世界前10名。而全运会一结束，创纪录的功臣们便偃旗息鼓，退役的退役，休养的休养，在世锦赛、亚运会和奥运会上常常无所作为。这就是“全运战略”与“奥运战略”的冲突所导致的体坛怪圈。
像4年前的七运会一样，八运会女子田径的不少冠军成绩都超过了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成绩，但她们在8月的雅典世锦赛上却一无所获，以致于有媒体戏称中国田径是“国外练兵，一致对内”。这无疑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奥运战略”背道而驰。
到底是什么动力使这些运动员们把祖国的荣誉撇在一边，而为了区区一省之名豁上了老命？答案是奖金。
各地给冠军运动员的奖金大都在10万元以上，富裕地区甚至给到20万元，还要分配房子，安排工作，把家属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所给奖励不亚于奥运会冠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巨额奖赏几乎是一“老”永逸地解决了冠军运动员们后半生的生计问题，因而具有养老的性质。这种有如天上掉馅饼式的诱惑4年才有一次，必然促使运动员养精蓄锐在全运会上誓死一搏。
8．对体委主任的“高考”
判断一件事情的利弊和价值的大小，只看直接收益者是谁就行了。全运会上金牌增多的省、市，其体委主任的位子保住了，甚至有可能高升一级；金牌减少的省、市，其体委主任的日子就很难熬了。
七运会时，某省成绩大滑坡，其体委主任飞回去时一下飞机就被组织部门的人宣布免职，甚至没有来得及出机场。这个故事使不少体委主任伤透了心，以至于去上海前就写好了辞职报告留在家里。全运会，其实就是对各地体委主任的“高考”，考好了上，考糟了下。
9．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6：1
原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中小学生“豆芽莱”和近视眼增多，都没有人来责问体委，可金牌一拿少了就惟体委主任是问。体委主任脑子想的、睡不着觉的，就是奥运和全运。
据介绍，国家体委80年代主管竞技体育的部门有6个司：训练竞赛一、二、三、四、五司和综合司。而主管群众体育的只有一个群体司，其中还包括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的业余训练。在管理机构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比为6：l。尽管这些年体委对机构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总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6个司所管的仅仅是业余体校——重点体校——省市体工队——国家队四级训练网络，而1个司所要管的却是12亿人的身体健康。这种反差说明全民健身在以往的体委工作中不过是个象征而已。
前年，北京市体委数千万元的财政拨款，有84．5％花在竞技体育的1000多名运动员和业余体校的学员身上。
10．大众俱乐部，中国人还要等多久
国外，人们在闲暇时光有地方去锻炼，关键是有遍布社区的大众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以密集的场馆为依托，收费低廉，但人数众多，从而保持微利经营。
印象中，中国体育场馆太少，其实不然。中国现有体育场馆61万多个，其中只有少部分由体委所属并已经开放，多数分布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在周末和晚上基本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是体育场馆奇缺，一方面是体育场地的惊人浪费。要消除这种不合理局面，显然不是一个体育部门所能为的。
中国的体育部门长期没有体育产业管理开发机构，顾不上群众体育市场的开发。企业家们也只瞄准了高尔夫、保龄球、台球等高档体育消费市场和体育器材、服装市场，以为搞大众健身就要赔钱。目前体育场馆的开放是坐等顾客上门，加上一到周末场地就供不应求，各场馆都满足于现状，客观上限制了大众俱乐部的发育。
目前体育界懂经营的人寥寥无几，企业界人士懂大众体育运作的也微乎其微，这便使大众俱乐部十分难产。中国人想得到锻炼的便利还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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